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

—论旅澳华人作家刘熙让长篇小说创作

作者：卫东丽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前  言.. 1

一、  初到异域的身份焦虑.. 6

1、居民身份焦虑出现的背景.. 6

2、居民身份焦虑的表现.. 8

3、居民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焦虑.. 13

二、蹦极澳洲的身份探寻.. 18

1、流浪者和观光者.. 18

2、精神家园的幻灭.. 20

3、融入西方文化的努力.. 22

4、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25

三、文学想象中的身份建构.. 29

1、对澳洲华人移民历史的书写.. 29

2、新文化身份观的建构.. 31

四、独具特色的展示策略.. 35

结  语.. 38

参考文献.. 40

后  记.. 42

摘  要

刘熙让博士是澳洲华文文坛重要的作家之一，研究他的作品和写作行为对于认识澳洲新移民文学的特征以及澳洲的多元文化风貌颇有意义。本文选取刘熙让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云断澳洲路》、《蹦极澳洲》和《澳洲黄金梦》，结合澳洲移民史和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以文化身份问题为切入点，剖析了作者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写作意义。全文以作者对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为主要线索，划分为身份焦虑、身份探寻、身份建构三个部分，重点阐释了作者想象中的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建构方式。

对文化身份的不懈追求是澳洲华文文学重要的表现主题。经历了身份焦虑、身份探寻后，在身份的认定上，刘熙让已不再将中西文化视为对立的两极。他倡导多元开放的新的文化身份观，这是一种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身份观。

关键词：旅澳作家；刘熙让；文化身份；焦虑

Abstract

Xirang Liu is one of important writers in Chinese Australian Literature .Studying on his works and writ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cognizing the character of new Australian immigrants’ literature and the multi-culture of Australia. This text selects Xirang Liu’s three novels OZ Tale Sweet and Sour, Bungee Australia and Golden Dream in Australia,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Australian immigratio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with the issue of cultural identit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analyze the author’s writing significance under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The seek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main clues of the full text,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identity anxiety, identity seek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mainly explain the new Australian immigrants’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way.             

 The tireless pursuit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Chinese Australian literature. Experienced the Identity Anxiety, Identity Seeking, Xirang Liu doesn’t regar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two opposite poles in the identity cognizance. He advocates a new multiple open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s and is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Australian writer，Xi Rang Liu, Cultural Identity, Anxiety

前  言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研究正在逐渐兴起，而在这片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对民族和文化身份问题的考察又是其中的热门话题。“文化身份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于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着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1]饶芃子也曾多次强调，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应将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作为文本的研究方法，当中也就包括要重视探索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或者说要重视对他们的‘身份’批评和研究”。[2]由此可见，从“身份批评”角度切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是可能和可行的。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已经不可能不借助于文化研究，而从文化研究中文化身份的角度来分析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也不失为一种较为新颖且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饶芃子在《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中指出：“从文化身份切入研究海外华文作家的角色及其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家创作上的特色问题，等等，是极具潜力和张力的。”[3]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着眼点所在。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常被译为“文化认同”，对文化身份的界定，历来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天生固定的，静止不变的；一种是极端相对主义，认为文化身份是无法界定的。爱德华•赛义德反对静止的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历史的建构，“自我身份或者‘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4]本文赞成爱德华•赛义德的观点，反对把文化身份看成是单一构成的本质主义观念，因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成是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5]同样，极端相对主义观念也是不合理的。文化身份是非常复杂的，因语境的不同，它会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层面：民族或国家的层面、种族层面、性别层面、阶级层面等。当不同民族、种族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时，首先涉及到的便是文化身份的民族或国家层面；而当谈到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谈到男权对女性的歧视以及男女之间关系时，涉及到的便是文化身份的性别层面。正是由于文化身份层面的复杂性，有人认为文化身份是无法界定的，其实，尽管语境的不同，我们所指的文化身份层面不同，但这并不是说文化身份不能确定，只是语境没有确定，只要确定了具体的语境，也就确定了具体的文化身份。如果对文化身份不特别加以限制，一般情况是指民族或国家层面的文化身份。本文中的文化身份就是指民族或国家层面的文化身份。

1848年第一批中国劳工被运抵澳大利亚后，就不断有中国人去澳大利亚定居生存，构成了中国人移居澳洲的第一次浪潮。此后，由于澳大利亚实行的“白澳政策”，中国人成为了主要的限制和攻击对象，20世纪初期澳洲境内的华人移民开始锐减。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禁锢太久的中国人大批地踏出国门，中国境内升腾起了一股“出国热”。随着澳大利亚国内社会环境的逐渐改变和“教育出口”政策的实行，于是，继美、欧、日移民热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移民蜂拥而入澳大利亚，构成了中国人移居澳洲的第二次浪潮。在19世纪中期，大批移民是迫于生计不得不走出国门，这些人大多是体力劳动者；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批移民者却是自己主动选择出国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留学生。由于社会环境和移民文化知识的差异，澳洲华文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不尽相同。澳洲华文文学于20世纪初开始萌芽，当时悉尼、墨尔本有多份中文报纸并有副刊，但大多是旅澳的中国文人学者之间应酬的诗文联句或游记。在20世纪30至70年代，由于白澳主义在澳洲的盛行，华人难以生存，人口稀少，中文报刊几乎绝迹，诗文联句也失去地盘。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大批东亚华裔难民的涌入，香港、台湾移民的增多以及大陆留学生潮的出现，新的澳洲华文文学才开始应运而生。特别是大陆留学生潮的出现，他们大大更新了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背景地图，“他们带来了华人世界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分化的、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也是由于他们从‘留学生’演变成为国际移民的曲折经历，在他们中间留下了区别于其他移民——至少是其他来源地的华人移民——的独特记忆。”[6]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陆留学生潮为澳洲带去了四万多留学生，这四万多的留学生先后在澳洲取得永居身份，他们为澳洲华文文坛增加了一支强劲的生力军。他们中有的在澳洲居留了七、八年，有的五、六年，说是留学，实则打工为主。事实上，这些留学生早就离开了学校，成为了新一代的移民，他们的到来丰富了在这之前的澳洲华文文学，按照目前华文文学界的界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被称为新移民文学。所谓新移民，是特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目的（如留学、陪读、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于是，新移民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手段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便被称为新移民文学。[7]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一般认为，澳华文坛真正成型到现在不过十年时间。在这期间，澳华文学以1989年前后赴澳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创作的所谓‘留学生’文学（或称‘大陆新移民文学’或‘新华人文学’）为主体。”[8]由此可见，澳洲新移民文学在澳洲华文文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澳洲新移民文学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篇幅短小、便于抒情写意的诗歌、散文尤其受到作家们的青睐，而需要付诸匠心经营的小说创作却只受到一部分作家的重视。在他们的努力耕耘下，出现了不少可读性文本，一些作家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表现方面已经颇见功底，如刘熙让、林达、王世彦、毕熙燕、袁玮等等。虽然澳洲华文文坛小说数量不多，但澳华文学比较沉实且艺术色彩较浓的却是小说，它们在反映生活的深度、艺术表现的力度上，都比一般的散文、杂文来得扎实。因此，蕴含内容更为丰富的小说作品成为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对‘身份’（我国文献有时也译为‘认同’）的关切，是海外华人文学存在的主要支柱，因而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中心议题。”[9]基于身份问题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就主要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澳洲华文文学中新移民文学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的考察，来研究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是如何在澳洲新移民作家身上体现的。张奥列是澳洲华文文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他曾这样说过：“澳华文学的灵魂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华裔移民在异域生存中的文化认同，包括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审视与理解，对多元文化中人的生存行为的选择，以及移民生存的归宿感。这里面有焦虑、困惑、痛苦，有思念、乡恋、怀旧，也有感悟、挣扎与奋进。正是这种文化认同的内核，使澳华文学多姿多彩，呈现出南半球大陆的包容色彩，展现了澳华文学的艺术风貌。”[10]由此可见，从文化认同、身份角度研究澳洲文学的重要性。但综观澳洲华文文学，无论是华人整体写作史，还是单个作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力度都很微弱，从身份角度着眼的论著和论文虽有一些但数量极少。可以说，对澳洲华文文学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新近开辟、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领域。相关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深圳大学钱超英教授的《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另一部是钱超英编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前一部著作从身份研究的角度入手，对澳洲新华人（即澳洲新移民）文学进行了深刻剖析。论文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代表性的：钱超英的《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暨南学报》2000年4月），旅澳华人作家何与怀的《“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试谈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4月），旅澳华人作家张奥列的《澳华文学十年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4月），以及旅澳华人作家庄伟杰的《崛起于边缘的跨文化风景——澳洲华文文学如是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4月）和《边缘族群与“第三文化”空间——以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澳洲华文文学参照》（《华文文学》2003年5月）等等。其中前四篇论文都涉及到了对澳洲华文文学身份问题的研究。从身份角度入手去研究澳洲华文文学论文著作比较少，因此，本文就选取了这一角度作为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学的突破点。

刘熙让是澳洲新移民作家中的一员，是澳大利亚作协会会员，常用笔名刘澳或刘奥，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为《北京日报》的新闻记者和专栏主编，1989年赴澳留学后，他开始致力于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去反映新移民的生活。在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生活素材后，1994年二十二万字的《云断澳洲路》终于完成。同年，该小说先在大陆《四海》海外华文文学杂志上发表，第二年就由群众出版社出版。1996年在台湾举办的年度“华文著述奖”中一举夺魁，荣获小说类头奖。接下去，刘熙让在墨尔本理工大学读书之余，又花了四年的心血创作了长达三十三万字的第二本长篇小说《蹦极澳洲》。《蹦极澳洲》出版的同年，又被台湾的专家学者评定为1999年度“华文著述奖”佳作。为了能用英语进行创作，刘熙让以一位非英语背景的华文作家，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职业写作”的研究生班顺利毕业。他是这个研究生班里惟一一位出身在海外的人，惟一的双语作家。接着，他与一位澳洲人合作，将自己的《云断澳洲路》翻译成了英语，而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澳洲黄金梦》就是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同时创作的。2004年出版的《澳洲黄金梦》更是荣获2004年度台湾“华文著述奖”小说类头奖和“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联邦作家文学创作基金奖。虽然刘熙让迄今为止只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等创作还未见到，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获得了肯定，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由于澳洲华文文学整体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其之下的单个作家研究就可想而知。在1999年到2008年的九年时间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里，涉及刘熙让的文章仅仅能查找到一篇，即郭媛媛的《蹦极澳洲的中国骑士--刘奥小说论》（《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国外有关刘熙让作品的研究论文及著述在各种数据库中还没有发现，不过刘熙让已经把自己的三部长篇小说翻译成英语作品出版，在英文版《云断澳洲路》（Oz Tale Sweet and Sour）的封底就有外国人对其作品的肯定评价。可以说，澳洲华文文学的单个作家研究还处于荒漠状态。由于文化身份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单个作家作品文化身份研究的缺失，本文选取刘熙让及他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这一面小窗去透视整个澳洲新移民文学的文化身份特点。因此，本文着重的不仅是刘熙让把对异乡生活的体验与观察融入到作品中，使读者可以体会到澳洲华人在异乡的成长历程，更看重的是他的创作趋向与澳洲新移民族群的文化身份的探求历程的相似，其作品完整展示了澳洲新移民对文化身份的探求与建构过程。因此，选取刘熙让长篇小说作为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学的切入点是有意义的。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初到异域后新移民面临的身份焦虑写起，这里的身份焦虑主要是指居民身份焦虑，首先描述了居民身份焦虑出现的背景，由于澳洲独特的国内形势，在澳洲的新移民面对的现实比其它地方新移民的更残酷，这就催生了澳洲新移民更严重的居民身份焦虑，其次探讨了居民身份焦虑的两个主要表现，最后考察了居民身份焦虑和文化身份焦虑的关系，前者游于表层，而后者潜藏于深层。身份焦虑状态的出现是因为新移民是可悲的流浪者，随着境遇的改变，这些可悲的流浪者逐步迈入了观光者行列，并开始了文化身份的探寻。本文第二部分蹦极澳洲的身份探寻，首先考察了流浪者和观光者，正是基于这两者的身份切换，新移民的身份探寻之路才悄然开始，接着揭示了新移民精神家园幻灭的原因，精神家园幻灭的同时新移民已经开始认可西方文化，但试图融入西方文化却困难重重，而国内传统文化价值的沦丧又使坚守传统优秀文化变得刻不容缓。新移民文化身份的探寻就是在认可和坚守间找到了新文化身份建构的方式。本文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文学想象中的身份建构，认为这种建构是立足于澳洲华人移民历史的，并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进行了建构。本文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作者的写作策略。为了能更好地展示新的文化身份观，作者运用了多样的策略。结语部分再一次强调了本文写作的立足点及现实意义。

一、初到异域的身份焦虑

《云断澳洲路》是一个关于居留的故事。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居留”是一个特定用语，也称为“永居”。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居留”对于澳洲新移民来说尤为刻骨铭心。与居留有关的故事是澳洲新移民文学的普遍内容之一。居留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一个人能否成为永久居民，首先涉及到对长期生活十分重要的“身份”问题。在西方国家的一些移民制度中，“永久居留身份”是获得“公民身份”的前提。“身份”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与其经验世界的全部联系，这种联系使他得以做出关于其生存意义的解释，也即精神归属意义上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另一个是指通过国家实施对人身管辖或保护的入境权利、居住权利及其他附带的权利，即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residential identity）。无疑，居民身份对移民具有先决意义，澳洲新移民作品中的身份问题也大多是指居民身份。由于澳洲新移民群体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都没有权利去获得居留权，拿到居民身份，在严峻的环境下，他们遭遇了严重的居民身份焦虑，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接触了生存的残酷面。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去打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牺牲爱情，他们不仅经受肉体的痛苦，也备尝精神的煎熬。“居民身份”这一标签的认定对新移民具有决定意义，身份的阙如导致了生存危机、信任危机和归宿感的虚无，而“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自然相关物，其成因包括困窘的环境及其威胁……”[11]，没有居留权，没有居民身份，这些都导致了居民身份焦虑的出现。居民身份焦虑在打工生涯和爱情故事两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相对于居民身份焦虑，文化身份焦虑是隐而不彰的，它游走于文化深层，无处不在。虽然本文中的身份焦虑主要是指文化身份焦虑，但居民身份却不能避而不谈，相反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居民身份焦虑是文化身份焦虑的先导，它诱发并加深了文化身份焦虑。

1、居民身份焦虑出现的背景

澳洲新移民居民身份焦虑的出现，是由于澳洲政府实行的国内政策以及移民政策造成的。纵观历史，澳洲是移民的国家，它的近现代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移民的开发建设史。英国人凭借武力，在被大举屠戮的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血泪和尸骨上兴建了殖民地，近代意义上澳大利亚的开发和建设最先是由流放到此的大英帝国的囚犯们开始的。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金矿的发现和劳动力的奇缺，各国的移民才开始纷纷涌入澳洲，其中占人口多数的是英国人。之后，澳大利亚逐渐发展为以英美文化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1848年，第一批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人以契约劳工的身份被运抵澳大利亚。从一开始，澳大利亚大陆各殖民地政府就通过关防、人头入境税等经济、政治手段排挤和限制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1901年澳大利亚实行了限制有色人种存在的“白澳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人成为主要的限制和攻击目标，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20世纪初期澳洲境内的华人移民锐减，最终由鼎盛时期的四万余人变为了区区几千人。从上述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中期的华人移民，构成了所谓的“传统移民”。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以“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号，实行了“无歧视”的文化政策，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废除了长期实行的“白澳政策”，从此澳大利亚才成为“多元文化主义”世界中活跃的一员。“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行使澳大利亚国内的种族成分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1995年联合国“国际宽容年”多元文化国际会议就选择在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正不断地在向多元文化社会转变，而这种转变过程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移民问题，此后，香港、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区的移民开始逐渐增多。由于澳洲国内环境的变化再加上澳洲政府实行的“教育出口”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移民开始蜂拥而入澳大利亚，构成了中国人移居澳洲的第二次浪潮。而这批移民就是本文提到的澳洲新移民。

澳洲新移民文学亦称为新华人文学，它不同于一度盛行的留学生文学，这种称谓上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新移民区别于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留学生的特殊身份和跨文化历险——从留学生到国际移民的历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区别传统华人移民和当代非大陆地区（如港台和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的崭新特性。传统老移民一般有家有业，生存了好几代或更久，根基已经较为稳固；台港新移民，可以说是澳洲的新贵，属于富裕阶层，一般是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东南亚华裔移民人数较少，一般也是小资产者，经营小店铺。在这样的移民结构中，只有大陆新移民是以穷留学生为主的，他们不会讲英语或只能说蹩脚英语，处境最为艰难，地位也最为低下。澳洲新移民集中在1989年前后这段极短的时间大量涌入了该国，给予这个人口只有1800万并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以很大的震动。澳洲的“中国学生问题”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同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整个九十年代社会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焦点议题之一，也成了澳洲新移民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留学生的主要特点。这一“问题”，是由于澳洲国内政府实行的政策引发的，经过留学生长达近十年的抗争，在20世纪快结束时才得以解决。可以说，新移民为了争取从留学生的临时状态转变为合法的澳洲居民，经历了一个充满曲折和艰苦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有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澳洲热”至“霍克承诺”的阶段。中国大陆出现的“澳洲热”主要是因为澳国政府推行的“教育出口”计划，力促该国大学和大批私校招收付费的海外学生。随后，在八十年代国际气候影响下，澳大利亚总理宣布，给予那些在1989年6月20日前抵澳的约二万人的中国公民为期一年的临时居留权（简称“临居”）。接着，又宣布把这一“临居”期限延长为四年。由于澳洲政府没有给出四年后如何处理这批移民的方案，随着1989、1990年之交中国留学生抵澳的新浪潮，这一“问题”群体已达四万人。

第二阶段是从“霍克承诺”的提出到1993年11月1日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11•1决定”。经过中国“留学生”长达四年时间各种形式的抗争，澳洲政府最终于1993年11月1日决定，让1989年6月20日前抵达该国的中国人永久居留，而那些1989年6月20日之后抵达的中国人，必须通过一定的条件考量后，才能获得居留权。经过此后两三年的考核，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获得了居留权，只有少数不符合条件的成为了“遗留学生”。

第三阶段是从1993年“11•1决定”到1997年。1997年的6月13日，澳洲政府发布“6•13公布”，使最后一批构成“中国留学生问题”的成员得以通过一个过渡签证转变为永久居民。

由上述可知，“中国留学生”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的艰苦斗争，才完全成为法律形式上具有正常权利的居民。可以说，这一群体面对的不良处境是持续的，“那一段动荡、焦虑、悬隔、错置，必须隐姓埋名，保密国籍，忘却自尊，挣扎求存，比‘二等公民’还等而下之的‘黑民’岁月虽已过去，但终究构成了‘集体记忆’深处长久不灭的灼痛，构成了他们面对理想与现实恒久疑难的经验背景，构成了深刻改变他们的世界认知和文化态度并影响其身份意识的重要基础”[12]，这种残酷的环境不仅构成了澳洲新移民身份认知的基础，也是澳洲新移民居民身份焦虑出现的最主要原因。

2、居民身份焦虑的表现

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当中，他们心中有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赚钱。当新移民踏入这种金钱至上、高生活消费水平的社会后，他们的当务之急也是赚钱。当然，由于他们大多背负大陆亲友的“留学债务”，他们也不得不去拼命赚钱。为了赚钱，新移民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的通常做法是——打工。可以说，残酷的打工生涯是他们早期主要的生存方式，也是澳洲新移民居民身份焦虑的表现之一。由于澳洲特殊的社会环境，在早期，大多数新移民没有居留权，他们随时都会面对移民局因其签证失效和非法工作的拘捕，为此他们往往找不到那些体面的工作，有时候只能去干别人不愿干的活、去吃别人不能吃的苦，他们的打工也大多是出卖体力劳动的。翻开澳洲新移民文学，无论是最常被提及的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抑或是李玮的《遗失的人性》，海伦女士的《留澳日记》，都充斥着异域打工的艰辛、痛苦与无奈。海伦女士曾在给国内好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亚洲人受到歧视，比如餐馆的厨工、杂工，中国人很多；女侍应就不欢迎亚洲人做。有的地方，亚洲人、澳人一起求职，总是先招澳人。我们只有干最低层次活儿的份。……国内的医生、工程师、教师、记者……来这儿洗碗、打扫卫生间、洗汽车……还抢着干，想来令人心碎。[13]

在《云断澳洲路》中，孟龙为了逃避被移民局拘捕和遣送回国的厄运，不得不与福特公司和报社的工作绝缘，找了一份不违背其学生身份的夜间工作。仅仅是两个月的夜间班，孟龙的脸就失去了光泽，“他的脸又黑又黄，没什么血色，就像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鬼一样”。[14]打工竟使一个好端端的人变的像个鬼，可见打工对新移民肉体的摧残是何等可怕。对于新移民来说，正常的生活已离他们远去，“夜里睡觉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对孟龙来说，却成了不可企及的奢求”。（《云》：第60页）为了找到一份能使自己过正常生活，能像人一样活着的工作，孟龙只得说起了谎，他谎称自己是澳洲的永久居民，而这个谎言终于使他找到了一份正常的白天工作。在这里，睡觉，居然成了一个人最大的奢求，而说谎才能使一个人得以正常工作，这不可不谓绝妙，新移民打工族所有的疲惫、辛酸、痛苦和无奈都不着痕迹的包孕其中。

打工苦，但明知打工苦，还非得去找苦吃，如果找不到苦，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这种生存的二律背反是新移民不得不面对的。如果一个新移民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找不到工作，他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是非常可怕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中有个著名的“五苦论”：“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15]其中，“吃苦的苦”是指工作之苦，“吃不着苦的苦”是指寻找工作和失业之苦。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罗伯特•牛找工的故事，他穿梭于悉尼的大街小巷，拜访了各种用人单位，与形形色色的小店主、小老板们打交道，拒绝，试工，解雇，重新找工，……生活在循环中变得无奈之极。《云断澳洲路》专门辟了一个章节来写找工的艰难，从木材厂到海鲜加工厂，每一个打工机会孟龙都不愿放弃，哪怕工作再脏再累，因为“工作就意味着金钱，工作就意味着生存”（《云》：第19页），为了能够工作，孟龙不惜准备旷课打工，毕竟对他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也就是这些新移民刚刚抵达的时期，澳大利亚正在世界工业国家的产业转型中面临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些曾经吸纳大量移民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职位开始急剧减少，这就意味着大陆中国人必须在一个日益缩小的就业空间内投入残酷的生存竞争。无论是罗伯特•牛还是孟龙，他们的遭遇都代表着当时澳洲这批新移民的生存境况，他们不得不去面对残酷的打工生涯，哪怕无法维持签证规定的学校课程，进而失去本来就不容易得到的被主流教育制度吸纳的机会，最终导致与较佳的职业前景绝缘。

物质生活压力是初到海外的华人族群几乎都要面临的困境，无论是欧洲华文文学还是北美华文文学，我们都可以找到描述生活艰辛、打工痛苦的文字。“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这句毫无诗意看似朴实的话，至今仍是新移民群体中流传不衰的名言，而这句话的创作者是在澳洲留学打工过的刘观德，可以说正是澳洲比别的移民国家更为残酷的环境催生了作者的灵感，作者才为他们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语言创造。打工的经验之所以对澳洲新移民文学来说如此重要，有两个直接的历史因素：第一个是中国经济水平相对于澳大利亚社会的巨大落差，这也是其他海外华文中充斥物质生活压力的原因，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不仅落后于澳大利亚，更是不能与美国、欧洲等相提并论；第二个因素是澳大利亚提供给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出国渠道，它被称为“教育出口”政策，这种政策使大批私校的收费课程招收了大量中国留学生。在当时的背景下，赴澳留学生在出国前通常都需要以亲友债务的方式筹措资金，为了清偿这些债务和筹借后续学费和生活费，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几乎在抵澳的那一刻就需要工作。由上述可知，澳洲新移民的生存环境比起其它地区移民来说要更为残酷。因此，提及澳洲新移民文学，首先应给予关注的就是打工，残酷的打工生涯是澳洲新移民文学赖以产生的基础。由于没有居留权，没有居民身份，澳洲新移民不得不遭遇痛苦的打工生涯，而这痛苦又残酷的打工生涯却又加深了他们的身份焦虑。“新华人文学的打工故事，可以看作是新华人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生活描述为形式上的文化身份表达。”[16]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批新移民没有台港移民那么的富有，更无法给当时的澳洲资本主义发展带去充足的投资，而他们的精神深处也没有像传统中国移民那样做好彻头彻尾成为第三世界劳工的准备。澳洲新移民的打工故事提供了当时中国大陆新移民在异国环境下与传统文人及其他华人群体互有异同的身份认知方式。他们的打工生涯，不仅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传统华工的生存场景，而且也使他们的身份定位陷于困境，残酷的就业经历让他们处于更为边缘的地位，他们身份焦虑的表达也因而趋于尖锐化。可以说，澳洲新移民的打工故事不仅仅是居民身份焦虑的表现，也是澳洲新移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就是一部打工故事，它在彰显澳洲新移民文学特点之时又以个性化的事例丰富了澳洲新移民文学。澳洲新移民不惜代价来到了心中的梦想地，但无望的打工生涯打破了他们的美梦，梦醒后新移民该何去何从？

打工与居留联系紧密，爱情与居留同样如此。微风（张威）的文学评论就指出“无论是留学生之间的情思还是留学生与异域‘鬼佬’之间的跨国之恋，或是新旧交替的爱情都围绕着如何在异域栖身的主题”。[17]为了获得居留权，进而获得居民身份，传统的爱情观在新移民身上已发生巨大改变。爱情不再是情感的吸引与相投，而成为了获得身份的一种手段和策略，也成为了居民身份焦虑的第二个重要表现。《云断澳洲路》中，孟龙和林春红在同样严峻的异域环境下心灵产生共振并坠入了爱河，但他俩的琴瑟和鸣却逃不过为了身份抛弃爱情的结局。林春红为了拿到身份，毅然与自己不爱的杰克举行了婚礼，在喜庆的婚礼上，新娘一脸冷漠，像在参加谁的葬礼，新郎也满脸倦意，止不住地打着呵欠，而林春红与戴安娜的一段对话更是把这场婚姻的交易性质赤裸裸的呈现了出来：

戴安娜边大口吃着，边跟坐在旁边的春红聊着：“哎，今天是13号，又是星期五，黑色星期五，你们怎么选今天结婚？”

春红说：“我选的就是这个不吉利。”

戴安娜不解地问：“干吗？”

春红说：“这意思是，从今天结婚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盼着离婚这一天的到来。”

戴安娜夹起一块菜说：“过几天你一拿到PR……”

……

春红说：“不行了！现在又有新政策了。先给两年临时签证，考验两年，两年以后才给绿卡。就是为了防止假结婚的。”

戴安娜喝了口啤酒说：“真够损的，移民局什么招儿都能想得出来。那你还得蹲两年移民监。”

春红叹了口气说：“唉，有什么办法。慢慢熬吧。”（《云》：第141页）

当婚姻被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后，婚姻真的变成了一个坟墓。而当一个人明明知晓那是坟墓的情况下毅然往里跳，可以想见那个人的绝望与无奈。比起毕熙燕长篇小说《绿卡梦》[18]中的女主人公周易来说，林春红显得更为真实，而周易更像一个虚幻的被赋予太多期望的角色。《绿卡梦》中周易是个作者偏爱的女主角，她从来没有做过“绿卡梦”，而且很痛恨别人说她是图别人的身份和地位，但居留身份对她却得来全不费工夫。作者似乎在力图告诉读者，这个女主人公是个难得的例外，她不是通过利害的计算，她是通过爱情，真正的爱情，完成跨种族婚恋的。此处并非是想讨论在异族婚恋中是否存在真正的爱情，而是为了认识到，这个理想的幸福的女主人公是多么的虚幻，书中其他的女性人物全都落了个悲惨结局，大量人物的悲剧背景和一个人的喜剧际遇并非是随意并置在一起，作者把万般宠爱集于周易一身，可以猜想周易一定是个寄托她梦想的人。林春红为了居留，抛弃了爱情，抛弃了自尊，而爱情和居留能否在不失人格尊严的前提下获得也许正是《绿卡梦》给予的启发。

通过异族婚恋来获得居留权、获得身份，是大多数女性采取的策略，新移民的男性比起女性来显然较难在这种“交易”中“获利”，因为通常来说，男性需要提供主要生活基础和前景保证，是强力的表征，在中外社会这都是被默认的现实。但《云断澳洲路》中孟龙在学生签证快要到期的情况下，却选择主动接触詹妮弗，詹妮弗是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人，如果能和她在一起，孟龙就不用再为身份问题担忧了，这一切实的利益使孟龙在接触詹妮弗时用劲全身法术讨她欢心。虽然孟龙在这场恋爱中当尽了孙子，但随着詹妮弗的离去，他的“绿卡梦”还是成了泡影。中国有句古话：不为五斗米折腰。孟龙为了生存，早已抛弃自尊，而五尺男儿走到这步，也可看出其生存的艰辛。在澳华文学描写的情爱故事里，中国男人的形象大多失去了本体的特性。他们的自尊自强在异域他乡艰难环境中逐渐被消磨掉，已经无力再去张扬强劲的生命之帆。他们不但丧失了强力的表征，连内心的信念也被挖空，他们怀着梦想走出家园，却沦为了“流放地”一群无向度的浮游之物。身份未明带来的重重生存障碍给新移民男性的打击很致命，成功与理想遥不可及，生活贫穷，地位低下，他们承受着莫大的屈辱与重压。

爱在他乡迷途，爱失去了方向，仅仅成为了生存的一种手段。爱——这一神圣字眼在庸俗化的同时暗示了新移民异域生存的艰苦。情爱是澳华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表现题材。综观澳洲新移民文学，近乎游戏的家庭重组现象、假结婚现象、老夫少妻现象、返国娶妻现象、同居现象等等涉及婚恋的问题比比皆是，它们的高密度、大面积出现，让我们从中看出了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挣扎与进取。《云断澳洲路》这部作品中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们埋葬了彼此的情感，为了身份，他们都在畸形的恋爱中遭遇了惨痛的恶果，林春红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爱情促成的婚姻本来应该是心灵宁静的港湾，它会带给人幸福、安详和满足。但这样的婚姻对新移民却是奢求，婚恋只是他们谋取身份的手段，当他们走入自己布下的“坟墓”后，精神的折磨便开始了。没有居留权，没有身份，那么，就选择婚姻，但选择后才知道身份焦虑对他们刚刚开始。无论是新移民中的男性还是女性，当他们处在西方的环境下时都是一样的弱者，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组成者。爱情对他们来说，不再可能平等，林春红得忍受杰克的怪癖，孟龙在詹妮弗面前得当孙子，因为杰克和詹妮弗他们都是拥有澳洲身份的人，他们是强势的化身。西方的强势要求弱者必须服从，弱者在服从时却强烈感到自身的不自由。畸形婚恋的表层下，西方文化对中国大陆新移民身上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威胁，新移民的文化身份焦虑也因之而起。

3、居民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焦虑

 “居留”对新移民来说异常重要，与其相关的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往往首先被提到。而相对于居民身份的文化身份却因为其潜在性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却不能因此被忽略。“他们为改变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的努力，是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集团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寻求定位的一种特殊形式。”[19]无论是拼命打工抑或是走入异国婚恋，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这种种努力未达到结果时，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定位陷入了困境，旧有的文化身份无法得到传统文化语境的支持，而新环境下的文化身份却无从建立，他们成为了精神难民，他们在异域他乡不得不痛苦的挣扎前行。由于文化身份的无从确定，新移民陷入了比居民身份焦虑更深层次的文化身份焦虑。这种文化身份焦虑是指在一个深刻变化的环境中无法为身份找到意义上的确切定位。“他们很难定性，他们既非中国人，亦非澳大利亚人，他们是一种真空人，一种夹缝人，一种哪儿都不属于的人，一种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一种澳中两国都可以收归国有又可以弃之如撇履的人，一种类似奸细的人，一种没有归属感的人、被历史挂起来的人，一种为哪方做事都有叛徒感觉，难以忠心耿耿的人，一种骂别人是种族主义者，自己也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一种连自己同种同族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人。”[20]

对于大多数新移民来说，他们是渴望融入到澳洲社会的，他们哪怕打最累最苦的工也希望能留在澳洲，他们明明知道那是婚姻坟墓也要往里跳，只要那婚姻能给他们一点点留下来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新移民不同于传统移民，传统移民大多是因为在原居住地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再呆下去才被迫出走，他们到异域后往往会更加思念故乡亲人。而新移民则是一群自愿的出走者。他们在国内大多是知识分子：教师、画家、作家、记者、编辑、工程师、医师等，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他们不是因为在国内生活不下去才选择出走，其实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早已有了某种理想化的“认同”。就像《云断澳洲路》中的孟龙，当他抵达澳洲时，内心充溢着喜悦，好像来到了梦想之都。但新移民的这种主动姿态却未能带给他们好运。澳洲政府连永居的身份都不给他们，他们是一批被澳洲主流社会拒之门外的人。本来就是边缘族群的新移民由于没有身份、地位低下，逐渐就走到了更加边缘的境地。新移民身体的横向移位并不能与纵向的文化传承一刀两断，虽然新移民对异国抱着主动介入的姿态，但传统文化仍盘踞在他们的心中。在《云断澳洲路》这部小说中，孟龙和林春红都喜欢吟诵诗词，对汉语诗词的喜爱说明在他们心中传统文化并没有褪去色彩。对于生活在以欧美文化为主导的澳大利亚社会的中国新移民来说，作为少数族裔，自身文化势必会处于劣势地位。虽然澳大利亚奉行多元文化政策，但强势的本地文化必然会胁迫来自东方的异质文化。在残酷的打工故事和悲惨的爱情故事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威胁的存在。盘踞在心中的传统文化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围袭，新移民身上早已建构好的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都面临一场分崩离析的危机。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冲撞，新移民的原有身份消弭了，他们无法取得一种确定的身份，他们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胁迫，在故土疏离和他乡挣扎中，他们原有的文化架构已遭受支解。

就像《云断澳洲路》一样，澳华文学中许多作品都表现了新移民在降临澳国国土的那份喜悦，澳洲是他们心中的乐土，而中国却作为一个异己对象被加以他者化，可以说从那一时刻起，中国已变成了远方的他者。因为没有身份保证，异域的生存显得苦不堪言，新移民这才认识到，自己并没有来到天堂，他们只是从一层压抑中逃离出来却又陷入另一层压抑。在异域，他们震惊，新奇，畏惧，不解，迷惑，他们负债未还、壮志未酬，他们前途无望却欲走还留。在他们心中，中国——这个被异化的他者成为了经常被怀念的温暖的意向，成为了在异域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成为了无路可走时的唯一寄托。当孟龙在澳洲无法再立足时，他就想到中国，想到了故乡北京，想到了要回去。朱大可曾这样评论道：“当中国人融入居住国的理想受挫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人们提供精神自卫的武器。”[21]确实，当新移民在异域遭遇挫折时，民族话语被化用为了自我拯救的利器，民族文化成为了前进的动力，中国在新移民背后已经被隐喻为一个提供精神支援的他者形象。中国之所以会成为新移民心目中的精神支柱，与当时中国移民的特点有关，20世纪80、90年代的移澳热潮，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当时许多人是只身赴澳，夫妻、恋人、父母子女、亲朋好友都面临长久的分居甚至是永别，这一现实造成了新移民与国内割舍不掉的联系。所以，当时的新移民仍有故土情结，故国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虽然在异域他乡新移民的文化身份是混乱的无法确定的，传统的文化身份没有可支撑的土壤，新文化身份也无从建立，他们不得不遭受文化身份焦虑，但由于有了常被怀念的精神家园，新移民在澳洲的路并没有走入绝境，他们用精神家园来抗衡生存的艰辛，他们毅然地选择了坚持。

威廉•布洛姆指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2]对于个人，身份的认同才能确保心理安全。对于澳洲新移民，他们也需要这种安全感。在移民的早期，由于他们是以留学生身份来到澳洲的，澳洲政府没有给予他们居留权。没有居留权就没有居民身份，而居民身份对于身处异域的澳洲新移民来说尤为重要，这是他们进入移民国家的通行证，这张“王牌”的不可获得使他们陷入了居民身份焦虑。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不能打正常的工，找个正当的工作更是天方夜谭，他们的打工生涯变得异常残酷。没有身份地位的他们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他们把爱情婚姻变成了赤裸裸的交易。残酷的打工生涯和迷途的情爱成了居民身份焦虑的两个重要表现。在打工生涯和爱情经历中，澳洲新移民都感受到了异国以本地强势文化给他们带去的胁迫压力。盘踞在新移民心中的传统文化虽然仍是他们在异域的精神支柱，但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这种传统文化架构已经变得很松散。澳洲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定位陷入了危机，在西方强势文化下弱势群体只有屈服，而故国却在遥远的远方，原有的文化身份已没有支撑的土壤，他们成了一群精神难民，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面临严重的文化身份焦虑。“人往往是文化的人，纵然是文化身份失落，也总逃不脱‘中国性执念’。[23]“故土情结”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埋藏在游子心灵深处。在相隔遥远的异域眺望记忆中的祖国，祖国也变得亲切而又美丽。就像《云断澳洲路》中的孟龙，当澳洲不接纳他时，他就强烈地怀念祖国母亲，觉得祖国才是能让自己有安全感的地方。对于孟龙来说，融入澳洲几乎遥不可及，在这里自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事业没有爱情，还要忍受澳洲主流社会对他所属于的弱势边缘群体的压迫。而记忆中的故国依然亲切，为了得到安全感，孟龙需要在精神上靠近它。大多数澳洲新移民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得到了想要的安全感，但在这种选择中他们却回避了自己的文化身份问题，回避了仍然存在的文化身份焦虑。对于他们来说，新移民这一群体的文化身份还是无法确定的，故国可以暂时寄托，但在异域被肢解的传统文化架构已不允许再进行文化坚守。他们要想真正获得心灵的安全感，还需要去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

二、蹦极澳洲的身份探寻

“写打工的痛苦、价值的失落，曾经是澳洲‘大陆新移民文学’的单一主题。悲剧尽管能赚取读者的怜悯，但那毕竟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作为一个文学整体，应该是全天候的，既有电闪雷鸣的雨天，也有阳光明媚的晴天，而阴阳互转交织更是常事。因此我不想一味去吐苦水，而是去咀嚼现实，写东西文化的碰撞与理解，写新移民的选择与追求。”[24]因此，如果一味把研究视点聚焦在打工的痛苦、爱情的失意上，难免会显得狭隘，而针对东西方碰撞交流乃至进一步探寻文化身份的研究就相对来说更有意义。经过初涉澳洲大陆痛苦的成长岁月后，澳洲新移民大都获得了居住国的公民身份，他们也从流浪者变为了观光者，开始了文化身份自觉或不自觉地探寻。《蹦极澳洲》这部小说不再像《云断澳洲路》那样充满了打工的痛苦、爱情的失意，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位观光者，他在澳洲和中国间穿梭往来，在文化的漫游状态下进行了不断的思考。本部分首先介绍了流浪者和观光者，说明在流浪者到观光者转变过程中新移民的文化身份探寻之路开始。接着，当新移民成为观光者后，他们的心态发生了改变，精神家园在他们心中逐渐幻灭了，精神家园的幻灭一方面说明完全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不可行，一方面暗示了新移民对西方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而在这种认可下新移民开始主动的寻求融入西方文化社会的途径，但由于三个方面因素的阻碍，新移民的努力遭遇了失败。这也是本部分第三层次的内容，说明了在精神家园幻灭后，新移民对西方文化有了新认识，并开始尝试去融入。最后，传统文化的濡染不可能轻易磨灭，新移民骨子里依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子，他们在对西方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后，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再认识，传统优秀文化沦丧后的现实使新移民认识到坚守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性。

1、流浪者和观光者

流浪者和观光者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从流浪者到观光者，澳洲新移民的心态在逐渐改变，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文化身份探寻。“虽然已经进入某个地方但是并没有自己位置的人，就是一个没有居住权的雄心勃勃的居住者。”[25]没有居住权的居住者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流浪者。经过初涉澳洲的艰难成长岁月，再加上1997年最后一批“中国留学生问题”的解决，大多数新移民都拿到了居住国的公民身份，居民身份焦虑也随之销声匿迹，新移民的境遇得到了显著改善。新移民刚到澳洲时，由于在澳洲没有居留权，没有身份，再加上又远离了亲近的祖国，他们成了一群没有居住权的可悲的流浪者。流浪者之所以流浪，是为了定居，在未能实现目标前他们就是游民。作为可悲的流浪者，新移民迫切地希望拿到身份结束流浪生活。但初来乍到的他们在强大的可怕的异国现实面前，一时无所适从，只能成为了无助的流浪者，一群无家可归受压迫的边缘人。很多新移民在国内原本有家有业，有身份有地位，但到了澳洲，他们却成了游民，连最基本的肉体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更别提事业和爱情。这也许就是新移民流浪者的悲哀。流浪者的流浪，不仅仅是指他们在物质现实领域的状态，他们在精神领域也处于流浪的境地。远离故国后新移民原有的文化身份认同已经遭受肢解，开始裂变重组；而面对强势的澳洲本国文化，新移民感到了压迫感，他们不愿臣服于西方文化，但又不得不去迎合。文化身份上的不确定导致了新移民精神上的流浪。生活和身份（居民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双重不确定决定了澳洲新移民浓厚的流浪者心态，他们不仅要经受生活的流浪，更要忍受文化归属上的流浪。

澳洲新移民在遭遇流浪者命运时，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以观光者形象出现的。观光者和流浪者不同，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的不均衡，还体现在主体心态上的差异。在移民初期，观光者大多集中在家境富裕的移民，或是一些跨国婚姻的受益者，如澳洲华人作家毕熙燕，毕熙燕参与创作了散文集《桥上的世界：走进澳大利亚》[26]，这本散文集里充溢着闲适安逸的调子，可以说，这类观光者都是那时的幸运儿。但这里要讨论的观光者却不是这些幸运者。当大多数新移民拿到想要的身份，结束流浪生活后，他们也加入了观光者行列。“如果说观光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世界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么，流浪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漠。……观光者旅游是因为他们想那样做；流浪者旅游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27]确实，相对于流浪者的疲惫、焦虑和紧张，观光者显得比较悠闲自在。流浪者和观光者浓缩了两种不同的境遇。随着新移民处境的不断转变，先前的流浪者跨入了观光者行列。新移民改变了生活中的流浪状态，他们精神上的流浪感却没有消失，他们仍然存在文化身份焦虑。只不过，随着身份的转变、环境的改善，一些新移民开始主动去思索去探寻自己的文化身份。观光者同流浪者一样，都在游走，都要进行身体的物理运动，两者的不同在于，流浪者表现了一种文化焦虑状态，而观光者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漫游状态。流浪者是被压迫者，他们无法选择，精神上的流浪使他们备感焦虑；而观光者更自由更主动，观光者更有精力和心情在不同的文化间漫游。

从流浪者到观光者，在两种不同状态的切换中，澳洲新移民开始了文化身份的初步探寻。《蹦极澳洲》仅仅从名字上就可看出它描写的是观光者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吴明就不断地在中国大陆和澳洲间穿梭，是个实实在在的观光者。“蹦极澳洲”也象征了新移民在文化上的一种漫游状态。初到异域的很长时间，新移民都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西方的强势文化冲击了他们的原有文化身份，却没有给他们融入的机会，而原有文化身份在胁迫下也发生了裂变。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下，新移民不得不退回到精神家园里去寻找希望，他们没有精力也没有欲望去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无暇去思考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将归属于哪里。当这群新移民逐渐拿到身份、境遇转变后，他们游走于澳洲与中国，也许是亲历行为，也许只是头脑中想象，他们在两种不同文化的漫游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文化身份的探求。而这种探求无论是对作品写作还是研究者来说都很难得。在新移民的文化身份探求中，虽然他们遭遇了文化身份困惑，但毕竟已经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及其意义，相比只针对打工的痛苦、情感的失落一味倒苦水的物质层面的描写来说，表现出了一定地进步性。

2、精神家园的幻灭

在异域的艰辛生活使处于流浪者状态的新移民把故乡当成了精神家园，毕竟他们在异域的生活时间不太长，祖国和故乡的影子依然清晰明朗。精神家园虽然能带给新移民心灵安慰，但他们是一群自愿的出走者。当他们走出国门时，故国已经成为了“他者”，成为了他们追求一个更理想国度的参照物。在澳洲严峻的生存形式下，新移民不断遭受西方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压迫，在他们不得不适应澳洲社会以维持物质生活时，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架构发生了变化。当新移民走出流浪者状态后，作为观光者的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带有很大的虚幻性，精神家园更像是自己创造的一个幻想家园，而正是在这种转变的心态下，精神家园开始幻灭。

《蹦极澳洲》这部小说主要了讲述了主人公吴明回国寻找伴侣的故事。当吴明满怀热情回到作为精神家园的故国时，这个观光者大失所望。吴明抱着一颗真诚的心，想在家乡找到一位善良、漂亮能和他一起去澳洲打拼的好姑娘。他先后和白燕、乔娜、刘彬这几位优秀的女士相处过，每一次吴明都真心付出，但没想到的是这些姑娘全是奔他的澳洲身份来的。吴明在国内寻找伴侣是失败的，虽然最后他和刘彬结为了夫妻，但他心里清楚这个女孩也是希望靠他的澳洲身份出去的。就像《丛林中的冰河》[28]中的那个“我”，经过几番寻找挣扎之后，还是决定回一趟大陆，希望藉此寻回埋藏在心底的东方理想主义。吴明也一样，大陆是他的精神家园，尽管带着虚幻，在异域的生活没能销蚀掉他对故乡的追思。他也决定回大陆，而且他希望在精神家园里找到精神伴侣。他也在寻找一种心目中的东方理想主义。由于《丛林中的冰河》中的那个“我”当年的恋人小D——作品中他是作为理想主义的象征符号——的逝去，主人公的寻找遭遇了失败，同时也宣告了“我”的理想主义的终结。吴明在国内的寻找也是失败的，理想中的女孩不曾出现。他仍然选择和刘彬结婚，有一种不服输的坚持。但他的东方理想确实是终结了，刘彬就和预料中的一样，最终离他而去。“随着飞机向北方的推进，灯光似乎越来越暗。……飞机向着北京的大地吻去，大地却并没有报以灿烂的回报。吴明似乎一下子坠入了没有光、没有亮的黑洞。”[29]当吴明刚飞回故国时，他的感觉似乎就预示了他寻找的失败。光明是一种希望的象征，而黑暗往往预示着绝望。他的东方主义理想的终结再次验证了新移民精神家园的虚幻性。新移民如果要寻找真正的精神家园，不能再依赖对故国的思念、追忆。可以说，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下，东方传统文化的光芒在一些新移民心中已经暗淡。

探究新移民精神家园的幻灭原因，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不管新移民是否意识到，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西方，并开始主动向西方社会靠近。在这种认可和靠近中，东西方文化开始进行沟通交流。新移民是怀着对西方的好感来到异域的，但这种好感并不代表他们了解西方。当他们来到真实的西方世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精神所向仍是故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移民在异域渐渐安顿下来后，他们的心态悄然发生了改变。新移民东方理想主义的终结可以说与他们自己的改变有很大关系。当吴明再次回到故国的那一刻起，无论是对交通、住房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他都感到了种种的不舒服。他不自觉地总是把故国与澳洲相比。而在这种比较中，澳洲显得更为舒服，更胜于祖国。“中国要是跟澳大利亚相比，简直就像一张褪了色的黑白照片。澳洲绝对是个好地方。”（《蹦》：第9页）由于新移民心态的改变，他们对故国的观看其实也成了一种猎奇。在《蹦极澳洲》文本中，彭刚、苏卫革、韩哥、耿厂长等等，都是一群目无纲纪、道德沦丧、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的社会败类。而吴明所到之处所看到的几乎全是这种人。在这一切的叙述背后都隐含着一个澳洲他者，或者说，隐含着一个异质性的西方他者。新移民已在无形中开始用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他们看到了种种的缺憾与不满。新移民的这种猎奇心理也源于充当观光者的现实处境，观光者这一概念本身就表明了它与对象之间存在距离。这批新移民在大陆刚改革开放时出去，在国内还没有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没有感受到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种种躁动。面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新移民一时还无法接受。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关照只是远眺的观光者姿态，没有近距离地参与其中。史景迁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书中指出：“西方人如今仍然在研究、探讨并创造性地阐释他的半知半不知的中国社会及其价值。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30]在异域的新移民已经受到西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与大陆日渐加深的隔膜，他们势必也会用他者的眼光观看中国大陆。而故国在这种观看中不仅淡去了精神家园的色彩，而且呈现了较为卑劣的一面。

3、融入西方文化的努力

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澳洲新移民在逐渐认可西方社会和文化后，也希望融入其中。虽然新移民希望融入西方文化并作了努力，但一些因素却严重阻碍甚至阻止了这种融入。这些因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新移民初到澳洲时，由于忙于寻找和维持打工工作，大多无法维持签证规定的学校课程，这使他们失去了得之不易地被主流教育制度吸纳的机会，也失去了较佳的职业前景。可以想象做着清洁工、女侍、加工厂工作等等的新移民是无法有机会融入西方社会的。在有关人员所进行的调查报告中，当问起什么是定居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被访者中有百分之六十七点二的人认为是在澳洲当地找到一份与自己专业或工作经历相称或相关的工作。[31]而由Edmund S.K.Fung等主持的对新移民的专项调查研究却显示，新移民中不足一成的成员即那些有幸进入大学研究和工作的学者和教师，他们主要是公派赴澳者或交换学者，许多人有硕士学位，有些是学士学位，相当部分正在攻读博士；大概有九成的新移民成员即那些主要以私立学校短期英语、商业或其他课程的学生身份进入澳大利亚的人，他们中百分之六十有学士学位加某种研究生学历，百分之三十原是中国大学各级课程的在学学生，百分之十持有相当于澳大利亚TAFE性质的文凭，只有极少人未完成正规教育。调查对象赴澳前的职业多数为教师、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32]由这项调查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新移民都是高学历者，他们在国内曾从事着受人尊敬的比较体面的专业工作，是参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角色。初到澳洲时，迫于生活压力，新移民大都从事不体面的体力劳动，他们没法接触到澳洲主流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绝大多数都拿到了澳洲身份，但拿到身份的新移民还是没有途径找到对口工作。即使他们拿到了澳洲学历，吴明就拿到了澳洲金融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文凭，也是无计可施，“那些刚从大学毕业的澳洲学生，同样没有工作经历，可是人们宁可挑那些文化背景相同、能讲一口澳洲土音的年轻人”。（《蹦》：第290页）由于没有找到一份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正规工作，新移民失去了进入澳洲主流社会的途径。没有正规工作也导致他们没机会结识澳洲新朋友，而结识新朋友可以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是更好地适应移居地新生活的有效方式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澳洲的华人社会主要是由早年华工的后裔和他们赴澳投亲谋生的亲友、同乡构成，他们的职业除了在工厂、矿山做工外，就是开小餐馆或做小生意。他们把自己的活动圈限制在很小的华人世界里，只是在异国他乡又建了个中国小社区。在澳洲当地人的眼中，“亚洲人固守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不放，离群索居，形成了一个个贫民区，根本不能融于澳洲社会”。（《蹦》：第351页）相对于这些老移民，新移民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去寻找工作。他们希望投身于医疗卫生、科技工程和文化教育界。即使做小生意的也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而是希望在以往的白种人独霸的进出口行业和各种类型的加工厂、连锁店、超级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澳洲本地人眼中那种离群索居的人在新移民中也大量存在着。孙远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孙远东到澳洲后，就在自己买来的大宅子里避风躲雨，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他不想出去工作，更不想学习英语。他的未婚妻都不敢相信，一个来澳洲这么多年的人竟然说不了多少英语，而且一说英语就结结巴巴，有如弱智人。而在孙远东的眼里，“在澳洲呆了一辈子也不会说英语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在华人的圈子里倒也活得如鱼得水”（《蹦》：第26页），“澳洲现在有三十万华人，唐人街、唐人店和唐人区到处都是，不会英语不也照样活得好好的吗？”（《蹦》：第26页）新移民中这类人和上述类型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上一类新移民正设法努力向澳洲主流社会挺进，虽然他们遭遇了很大的困难；而以孙远东为代表的却把自己完全隔绝了起来，根本就不想融入西方社会。

其次，新移民不能很好的融入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内部的种族主义者也有很大关系。在有关人员对香港移民做的调查中表明，香港移民对澳洲担心的因素之一就是种族主义。[33]同样，新移民努力融入澳洲社会的举动也遭到了种族主义者的破坏，种族主义成为了他们向主流社会进军征途上的障碍物。“白澳政策”“虽然已经废除，但它的流毒很难在短期内消除。近期，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事例有上升的趋势。如火车站上的白色标语居然写着‘白就是对’；一间洗衣店场门上被人涂鸦‘雇佣了亚洲人，你就没工做’；悉尼北岸有几家房地产公司收到恐吓信，因为他们把房屋卖给了亚洲人；甚至自由党议员沈慧霞和联邦反种族歧视署署长邝蕙莲都因为公开反对极右组织‘国民行动右翼团’而遭到袭击。”[34]1997年波琳•汉森成立了一个种族党，鼓吹澳大利亚政府应停止接纳亚裔移民和取消多元文化政策，否则亚裔将淹没澳大利亚。由这些真实事件不难看出当时新移民所面临形势的严峻。《蹦极澳洲》中澳洲本地人约翰是“白澳党”的重要领导人，“白澳党”也宣称：“保持纯洁的白色澳大利亚。亚洲人要淹没白色的澳大利亚，必须阻止住他们对澳洲的侵略……”。（《蹦》：第350页）种族主义言论刺激了澳洲本地人，澳洲当时出现了很多反亚裔种族的过激行为。中医是博大精深的科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但它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种族主义者的抵制。赵茜虽然持有上海中医学院的学士学位证书，并且在中国当了多年中医大夫，却仍然被种族主义者和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澳洲医学协会称为“假冒医生”、“江湖骗子”。种族主义掀起的反亚裔及反移民的浪潮严重违背了当时澳洲政府大力提倡的多元文化政策。在对当时香港移民作的一项调查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可促进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容忍。澳洲政府应该更加大力宣传，并打击种族歧视势力，破除白人的优越感，使澳洲真正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各民族各种族和睦相处、和谐生活的社会。[35]这也是澳洲新移民的心声。

最后，新移民难以融入西方文化和社会也是因为其自身原因造成的，而这也是难以融入的最根本原因。由于新移民心态的转变，塑造的西方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比起白燕、乔娜、刘彬的丑陋来说，作品中的西方女性形象显然更可爱更善良些。苏珊是从澳洲来到中国学习的一名西方女性，她对女性权利的维护以及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使其比周围的一群中国女性更有魅力。这种类型西方人物形象的塑造折射出新移民作家对西方社会的认可。但传统精神家园消失后，新移民对西方社会的认可是否会为他们找到出路？吴明在国内寻找伴侣失败后，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西方女性身上。他开始去追求西方女性，但这种追求却以失败而告终。从这场恋爱中，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差异下，新移民要想融入西方文化是非常困难的。就像《绿卡梦》中周易所感叹的：“抛弃一个生活了30年的地方和一种依赖了30年的文化信仰太不容易。……适应一种新制度，相溶于一种新文化更难！”[36]新移民来到异域后，慢慢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家园。他们的国籍归属了所在国，在某些生活习俗上也渐渐接受了主流社会的同化。他们自身文化的表层结构如服装饮食、劳动习惯、生活方式等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用一种西方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故国。但文化的表层容易改变，文化深层却是不容易变化的。其中最难改变的就是心理积淀这一层。心理积淀是文化结构中最深的层面。它不仅是个人长期形成的心理习惯，更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不断延续的心理习惯积淀。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而厚重的文化传统，在华人移民的意识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观念趋势、思维定势和价值标准。对他们来说，“在深层文化心理层面，总还会有唐宗宋祖的记忆，还会执着于‘华族’的族群意识。小的方面如春节、中秋等文化习俗的被延续，大的方面如儒家思想、乃至‘文化中国’理想的宣扬、追索。”[37]由于远离故土、生活在异域和心态的转变，故国对新移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带着陌生感的他者。新移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西方的生活，但当他们想进一步融入西方社会时却陷入了困境。其主要原因就是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新移民骨子里的传统文化心理积淀使他们很难深入到异质西方文化的核心。“食色，性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但又有“发乎于情，而止乎于礼义”之说。许多澳华新移民小说在表现“性”方面，就体现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由于澳洲是一个性开放的国度，澳华新移民小说不可避免要表现出对性题材的兴趣，但却没有太露骨的描写。在《蹦极澳洲》中，吴明虽然决定去和西方女性谈恋爱，希望和西方女性组成家庭，但他却是以自己心目中的东方女性标准去寻找的。西方女性可以和东方女性一样善良、漂亮，但她们所属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她们本质上的不同。最后吴明选择放弃西方女性，也是因为他骨子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吴明倾慕苏珊，是因为“苏珊现在可是越来越像中国女孩子了”。（《蹦》：第282页）明确地说，苏珊更像是传统女孩子，她认为“爱情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内心，而不是徒有其表。……爱情需要深入了解，感情要慢慢培养。吴明，对这几个只认金钱和身份的女人，没什么可留恋的。”（《蹦》：第282页）而这种传统精神上的恋爱观引发了吴明的同感。可以说，新移民骨子里的传统文化心理是他们努力融入西方文化的最大障碍。

4、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后，新移民不仅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有了再认识，开始努力寻求融入途径，而且当新移民重新回到故国时，他们对故国传统文化也进行了再认识。故国的变化让新移民产生了巨大的陌生感。他们用猎奇的眼光观看一切，越看越不理解。那个心中的故国已不知去向。新移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出国前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批新移民是在大陆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出去的。虽然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伴生物，改革开放以来从大陆迁徙至海外的新移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现象，也是全球化大合唱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声部，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后大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地域国家的深刻影响。他们的想象还停留在出发时的年代。澳洲新移民主要是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1988至1998年大约十年时间内从中国大陆前往澳大利亚的华人群体。“沉浸在现代性普适化热情中的80年代没有全球化的文化焦虑氛围。因此，全球化似乎是一个随着市场经济、跨国资本、WTO、信息技术、互联网、都市化等90年代中心词而来的文化表征。”[38]可以说，较早出去的澳洲新移民在国内并没有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而较后出去的澳洲新移民在临走时已经可以嗅到经济全球化的气息。不过，这些新移民不管较早出去的还是稍晚出去的，都没有直面中国大陆发生的巨变。当他们再一次回国时，都有些不能适应。当然，他们自身的改变也是不能适应的一个原因。他们已被西化的“他者”视角所影响，势必会用猎奇的眼光看待发生的变化。在猎奇的眼光中他们或许还会进一步夸大这种变化。但不容置疑，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是新移民不能适应的最重要原因。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终于显现出来。而这也正是新移民对传统文化再认识的主要原由。吴明回到北京时，老同学彭刚去接他。老同学手持“大哥大”，身穿名牌西装，手指上还戴着澳大利亚的宝石戒指，而他却老气横秋、土得掉渣儿。在逐步与老同学的接触中，吴明渐渐认识到是市场经济改变了当时的整个北京。彭刚在市场经济中抓住机会，靠倒卖钢材发了财。彭刚的战友苏卫革靠承包饭店和贿赂领导致了富。而吴明的其他同学们也是当官的用当官的权利赚钱，漂亮的女同学用身体赚钱，没权没资质的也想法开出租赚钱。他们教导吴明说：“趁现在国家政策松，得捞就捞”，“你想发家致富，就看你怎么耍了。现在最捷径的致富之路，是找批件或者是批文”。（《蹦》：第44页）吴明在这些昔日老同学面前完全成了个傻瓜。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吴明所看到的更像是个魔鬼世界。他的同学们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赚了钱后更是吃喝嫖赌，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尊严。这些人已完全没有了价值观，他们的生活里只有金钱。文化的核心是价值。[39]在全球化进程中，价值领域的冲突异常激烈。东方主义与亚洲价值观的式微使传统价值观前景堪忧。“在全球化时代，价值的困境，是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40]在吴明所看到的魔鬼世界里，传统价值观已受到毁灭性打击。而传统价值观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传统文化的前景也让人担忧。“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人文精神的最大敌人在很多人的话语结构中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市场，而市场则成为物欲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代名词，成为人的信仰、理想、崇高、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情趣的对立面。”[41]在小说中，市场确实成了人文精神、传统价值、传统文化的敌人。市场的强大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价值的沦丧，传统文化的危机。在市场环境下一些漂亮的女性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她们不再去追求爱情。吴明的寻找爱情之旅只能以失败告终。新移民们在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饱受生存之苦，他们把故乡当成精神家园。而今，这片精神家园已经被市场经济摧毁，新移民们面临精神上无所归依的危机。没有可贵的精神守望，就会失去支撑生命活动的价值坐标和意义归属。如果新移民们失去传统精神文化家园，他们最终会迷失自我。他们会像在异域生活那样，成为市场经济下内心虚无的精神流浪者。

新移民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市场经济会存有偏见。“在一些知识分子的眼中，市场是魔鬼，它不仅毁灭了文化的家园，而且从文化内部腐蚀着其健康的肌体，导致了文化在市场领域的全面失败。”[42]由于很多知识分子对于市场恐惧，他们会夸大市场的危害性。但不容置疑的是，在市场经济下，传统文化确实遭到了致命打击。在传统文化失重的情况下，不光是新移民会感到内心虚无，国内的很多人也同样面临精神迷惘。在新移民身份探寻的过程中，他们又迈了一大步，他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失落后被物欲充斥的可怕现实，认识到了坚守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从流浪者倒观光者，新移民在心态的转变下开始了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居民身份焦虑和文化身份焦虑比起来，这种探寻有了一定的进步意义。作为观光者的澳洲新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可了西方社会。当他们回到日思夜想的精神家园后却发现，精神家园已面目全非。精神家园故乡不仅幻灭了，而且在新移民眼中呈现出了卑劣性的一面。探求原因，不难看出，新移民自身心态的改变使他们的观看带有西方的他者化视角，这种视角把中国大陆过于丑化了。而在这种丑化中故乡精神家园的地位开始动摇。认可了西方社会的澳洲新移民开始设法融入它，但澳洲社会却没有提供平台。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份与专业对口的工作。而没有比较专业性的工作，他们也无法结交更多地异国朋友，无法打通一条融入西方社会的道路。再加上澳洲社会种族主义者的恶行，他们不光排斥新移民甚至排斥整个亚裔移民。新移民融入西方社会变得更加困难。澳洲社会的多元文化政策广受新移民的认可，但这种政策却没有一套制裁猖獗的种族主义者的有效办法。外界的环境虽然妨碍了新移民试图融入澳洲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努力，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移民们大多受传统文化濡染，他们骨子里的传统文化心理才是阻碍他们融入西方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新移民中还有一类人，他们根本就不想融入西方社会。他们把自己囚禁在华人圈子里，结果变成了一群迷失自我、丑陋万分的人。在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下，中国内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社会上出现了一批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的社会败类。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新移民们对市场所带来的物质欲望膨胀感到震惊。他们看到了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被抛弃后人们的迷失状态，认识到了坚守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在文化间的不断漫游中，新移民一方面表现出融入西方文化的主动性，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坚守。因为“归根结底，文化是泡出来的。在这个缓慢自然的过程中，你所有的毛孔却得浸在水里。”[43]这里的传统的文化又不同于以往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有精华也有糟粕，新移民在这里所坚守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吴明寻找的就是具有传统精神美德的女性。新移民已经开始思索，“在反对种族主义者的同时，华人也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民族固有的那些劣根性”。（《蹦》：第355页）在认识到要坚守传统文化的同时，新移民已经不再盲目的一味追从传统文化。在日益加剧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视野的拓展使他们开始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新移民融入西方的努力，也说明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可取之处，西方文化对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虽然完全融入西方文化是不可能的，但在不断努力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势必会在自身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文化特质。确实，“经历数千年磨难，特别是急剧现代化历程的东方不可能不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增添新的文化特性，不可能总是固守着那份原创的文化纯真而保持纯真的文化”。[44]可以说，新移民在文化间的漫游中，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入骨髓。坚持优良传统文化的刻不容缓，以及增添西方文化优良特质的势在必行。新移民的身份探寻虽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但他们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已经启迪了新文化身份的建构方式。他们的身份探寻之路亦因此而颇有收获。

三、文学想象中的身份建构

文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虚构和想象，它是艺术加工与艺术想象的结晶。刘熙让是一位有着丰富想象力的新移民作家。乘着想象力的翅膀，他用自己的创造虚构参与塑造了真正的澳洲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建构。同样，其他的新移民作家们也用各自的方式进行不同的文学想象。有的通过种种奇异人事的构想，寻找精神升华的契机，进行无尽的文化幻想。有的则进入文化沉思的幽深隧道，将理性的目光投向了历史、现实，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命运进行了关照。刘熙让选择的也是沉入历史。在《澳洲黄金梦》的创作中，作者明显有一种史诗的冲动。《澳洲黄金梦》跨越时空，人物众多，内容庞杂，千头万绪。作者意图绘出一幅百余年华人移民在澳洲的受难、奋斗、交流和融入史卷。全书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第一代赴澳淘金华人写起，以王、刘、吴、雷四大家族的四代人的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从古到今，从老到幼，从澳洲到中国，全方位地展现了华人移民的生活形态。可以说，《澳洲黄金梦》几乎就是一部澳洲华人移民史。在描述澳洲华人移民历史的同时，作者没有忽视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举凡晚清掀起的中国劳工移民史，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日本侵华，二战，国共多次内战，中澳关系演变，文革，大陆改革开放等诸多史实皆有涉及，作者的叙述视野相当宽广。对澳洲华人移民历史的关照，是为了更好地审视澳洲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它是澳洲新移民建构文化身份所需要的背景支撑。因此，本部分就首先从对澳洲华人移民历史的书写写起，接着重点介绍新文化身份观是如何建构的、新文化身份观是什么以及新文化身份的建构在当今社会的价值。

1、对澳洲华人移民历史的书写

“建构过去是一项工程，通过有选择地组织与当代的主体有连续关系的事件，对一直发展到当前的生活创造出一个恰当的表述，即这是一个在自我界定的行动中形成的生活史。”[45]澳洲新移民对历史的书写表现出对现今的自我界定，把握了历史即把握了今天。历史的书写指向今天，历史的过程就是对于现今自我的言说。另外，历史的书写也指向自我之外的人，书写历史可以向其他人表明自己。澳洲新移民作家通过对历史的书写，不仅更好地认识了自我，而且用历史之“根”承托起了新移民群体的文化身份，并向澳洲社会展示了自己在澳洲所处的地位。通过对祖先移民史及澳洲新移民生活经历的回顾，作者试图在证明澳洲华人完全有资格声称自己是和其他族裔人平等的群体。

澳洲历史一直没有华人声音。由于澳洲华人处于“他者”地位，在社会上是低下的边缘群体，他们被澳洲主流社会排除在历史之外。在澳大利亚文学家的笔下，华人是一群邋遢懒散、奸诈狡猾、心怀鬼胎、面目可憎的“异类”。无论是澳洲民族文学奠基人劳森早期的短篇小说，还是费兰克林的《我的光辉岁月》，都不乏这类华人形象。澳洲的学者曾指出，早期的澳大利亚人有着普遍的自卑心理，总觉得比不上英国人。为了排遣这种心情，他们就寻找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以对他们的歧视来发泄自己被歧视的怨恨，从而求得心理平衡。于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移民，尤其是华人，就成了被歧视者所歧视的对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针对亚洲移民的“白澳政策”的取消，澳大利亚人的种族歧视已大为收敛，排外情绪有所淡化，虽然也屡有不被扭曲的华人形象出现，但真正大规模的书写华人历史在澳洲文坛却没有出现。

“华人作为澳大利亚的祖先之一，自19世纪中叶赴澳洲淘金以来，就有着一幕幕鲜为人知的民族奋斗史。澳大利亚华人在澳洲所发生的种种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有着不可估量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坛、澳洲文坛上乃至世界文坛上，还没有一位华人用自己的母语写出一部全面反映出这几代华裔澳洲人生活风貌的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地与历史失之交臂。”[46]从刘熙让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新移民已经开始认识到华人历史书写的重要性。不仅是澳洲华人作家开始着手去梳理被忽视的历史，其他华人移民也有了这方面作品的问世。即使是第二代华裔作家如汤亭亭，她也很看重历史。《中国佬》就讲述了华人到美移民的历史。华人移民不约而同地转向历史，足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主流社会对于华人的敌视，是希望其消失于历史中，进而消失于现实中。如果澳洲新移民、其他华人或华裔主动去书写历史，他们就可以对抗主流社会，在呈现历史时把握过去，把握自我。“讲述历史就意味着一种掌握和控制——把握过去，把握对自己的界定，或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历史不再是一种外来的东西。”[47]从《澳洲黄金梦》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历史是由欧洲人和华人共同创造的。澳洲华人对这个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没有历代澳洲华人对澳洲所做出的贡献，就没有澳洲今天的繁荣。澳洲华人参与了澳洲社会的建设，理应得到在澳洲历史中的地位。至此，澳洲华人的传统形象得到了颠覆。通过对澳洲华人历史的书写，也沟通了今天的华人后代们同祖辈的联系，有利于他们确立自我意识。当王杰克了解到祖辈王振彪的高大光辉事迹后，他感到了作为澳洲华人的光荣，他拥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自信。华人的历史需要后代来听，在倾听中，在传述中，历史才有了生命，华人族群才能更好的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可以说，对澳洲华人移民历史的书写不仅是澳洲新移民建构文化身份的背景支撑，而且是建构文化身份的第一步。

2、新文化身份观的建构

对澳洲华人移民历史的书写确立了澳洲新移民的自我意识。澳洲新移民认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的重要性，新文化身份的建构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回顾历史，中华传统文化包括的内容很广，其中有需要批判的东西，也有值得传扬的部分。这里，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其中的优良的精华部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儒家、儒教文明，主要体现在孔子的五大原则上：仁、智、礼、信、义。王振彪是《澳洲黄金梦》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全书几乎是围绕他的故事而展开的。他有五个儿子，而这五个儿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正好是“仁义礼智信”，由此可见他对五大原则的重视程度。小说的开篇氛围也是用五大原则中的“信”来营造的，“也许在，也许早已经叫人挖走了。事情都过去一百四十年了。后来，吴德明回了国，就再也无缘重返澳洲了。我爷爷一直惦念着这件事，临终前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回中国找到吴德明的后代，用这箱金砖抵债”（《澳》：第3页），“我们王家把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杰克啊，我把这个重任托付给你。”（《澳》：第3页）高祖王振彪把重任交给孙子王文翰，王文翰又把重任交给孙子王杰克。在一代对又一代的托付中，可以看出王振彪家族对“信”是认同的，而且这种认同已深入骨髓。“高祖王振彪在唐人街留下了那么多的产业，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信’字。”（《澳》：第5页）如果说“信”是得以安家立业的重要因素，那么“智”则是得以生存下来的关键。正是由于王振彪的智慧，在面对华人和欧洲淘金者的矛盾时，王振彪用“以退为进，以屈为伸”的策略，使当时势单力薄的华人逃脱了再次被“火烧中国村”厄运。同样，“仁”、“义”、“礼”也在小说文本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由上可知，作家建构在历史和时空意识中的小说文本，力图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在小说中，王振彪的形象是高大而理想的，他所体现的文化也是美好高尚而又健康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力量，使得我的祖先富贵不淫呢？我要借着寻找黄金主人的契机，去中国寻根，追溯历史，缅怀先人。”（《澳》：第5页）可以说，正是通过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歌颂和传统文化代表者的赞扬，新移民文化身份的认同有了依据。他们在历史中发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和重要，他们也要做有着深厚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华人。在文化身份的探寻历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新移民已经看到了坚守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性。而在这里，在具体的历史事例中，新移民再一次肯定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内涵，是标示中华民族存在的上层精神建筑，赋予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特性，对整个民族乃至澳洲华人族群的存在都有着本质性的建构力量。因此，从历史层面肯定中华传统文化是新文化身份观建构的内涵之一。

从现实层面来看，澳洲政府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对新文化身份观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移民初到澳洲时，澳洲政府已经开始倡导实行“多元文化政策”。随着时间的推进，在新移民和其它各民族团体的不断努力下，澳洲逐渐从单一的西方文化发展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新移民的多元文化身份观就是在澳洲这块多元文化的土地上催生的。在澳洲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新移民不可能再固守一种文化。他们所携带的中华文化是澳大利亚文化大餐里可口的组成部分，而中华文化也在无形中吸呐了其它文化的优良成分。当然，新移民多元文化身份观的形成也与中国大陆本土的巨大变化有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其它国家的交往日益密切。在这种交往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往来也空前增加。在新移民所进行的文化身份探寻中，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容忽视。这与传统移民群体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在老一辈澳洲移民的意识里，中国文化和澳洲主流文化处于截然不同、不可调和的两极，澳洲华人作为中国人、东方人完全不可能进入澳洲主流文化、西方文化。他们固守着对中国的文化乡愁而徘徊在澳洲主流文化之外。雷秉贵的女儿因与澳洲人相爱，雷秉贵就对其破口大骂：“我堂堂孔子的后代，怎么能与还没进化成人的家伙为伍？还是那句话：你必须嫁给中国人！”（《澳》：第199页）正是在这种势不两立的观念中，可以看到一种静止的、本质主义、二元对立的文化身份观。由于新移民与老移民观念立场的不同，他们已经不再执着于对文化身份的单一、恒定认识。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模式在他们那里已经完全消解，代之以多元开放平等的新的文化态度。新移民不再像老移民那样排斥西方文化，他们对异己文化不仅给以宽容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接受了西方文化。因此，在多元文化的开放政策下，主动的接受认可西方文化也是新文化身份观建构的内涵。

由上述可知，新的文化身份观就是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身份观，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新移民身上得以标榜自己的很重要的文化特性。新移民的多元开放的文化身份观也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但这种传统文化已经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增添了新的特质。可以说，澳洲新移民多元文化身份观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导，而以澳洲优秀文化为辅补。现如今，“全球化时代”是国际经济学者们使用特别频繁的一个词语，也是当下学界最为时髦的话语之一。人们在兴奋地谈论以跨国资本和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在思考着经济的“全球化”是否会带来文化的“全球化”，而文化的“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某一天全球所有的文化都会穿上统一制服？澳洲新移民在澳洲和中国大陆的不断穿行中，已经认识到丧失传统文化的后果之严重。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强调多元的同时，不能忽视坚持一元为主导的重要性。

新的文化身份观的建构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人类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由隔绝走向交往，这就为文化的冲突提供了前提。无论是老华人还是新移民，他们都经历了文化的冲突。人类文化的冲突有三个发展阶段：“武力为主”的阶段、“经济为主”的阶段和“文化为主”的阶段。“武力为主”阶段的主要表现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通过武力和军事的手段，相互竞争、相互对抗，在军事斗争中实现本土文化的发展，并试图以强制的方式实现本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控制和统治。王振彪到澳洲后所居住的中国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而罗杰斯带领的欧洲淘金者是西方文化的象征。罗杰斯率领的欧洲矿工和中国华人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西方文化试图要统治中华传统文化，所以，老华人初到澳洲后经历的就是武力为主的文化冲突阶段。当华人在澳洲逐渐安定下来后，他们就步入了以经济交往为主要手段和媒介的“经济为主”的文化冲突阶段。为了能在澳洲更好地做生意，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更好地生存，以王振彪为代表的华人必然会与澳洲本土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人类文化冲突的第三个阶段，是以文化交流为主要方式的冲突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以不同文化形式之间在交流互动中的冲突与差异性，来体现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一阶段的文化冲突就是大多数新移民所经历的。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文化的”方式实现的文化冲突将成为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主流。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式，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说，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澳洲黄金梦》生动地展示了文化冲突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认同却是一样的。除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外，无论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他们都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和交流，虽然老移民会比新移民被动些。王振彪就教育儿子要好好学习西方文化，认为这样子可以“知己知彼”，可以在澳洲社会立足。像王振彪这样的老移民虽然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但由于他们没有寻求到一种进入澳洲主流社会的方式，他们仍是被排斥的一代。而到了新移民这一代，他们开始主动地涉足政界，王杰克就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下一步，我也准备出来竞选州长，竞选澳大利亚总理，让澳洲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澳》：第695页）新移民在面临文化冲突时，不仅继承了老一辈珍视的传统优秀文化，而且他们开始敞开胸怀，主动与西方主流社会接近。他们明确地表明：“我们应该将中西两种文化的精华融为一体，扬长避短，学贯中西。我们生活在澳洲这片美丽的大地上，就应该爱澳洲，决不可以视澳洲为异国他乡。”（《澳》：第605页）正是由于澳洲新移民心态的转变，他们的身份建构观与老一辈移民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选择坚守传统文化、主动融入西方社会，也是必须的和重要的。在当今，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这种新的多元开放的文化身份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为新移民创造了更好的生存环境，有利于当今社会稳定和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个人关于自身的形象由其记忆的沉淀所构成。在这个记忆中，既有与之相关的他人行为，也包含着他本人过去的想象。”[48]可以说，对于个人而言，他的家庭的历史、他所在城市的历史、他的各族集团的历史以及他的国家历史等等，都提供了他对自己过去的了解。同样，如果带着这样一种历史意识及人性认识去看澳洲华人文学的文本，就不难理解体会华人族群及个体存在着的强烈的溯源欲望了。查尔斯•泰勒说：“为了保持自我感，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的观念。”[49]所以，澳洲华人移民以及海外华人移民，为了建构起自我身份认同，有必要回溯过去，重读历史。刘熙让的《澳洲黄金梦》就是一部书写历史的小说。它从沉潜于岁月河流的往事里形塑澳洲华族的历史巨像，而这种历史的显形则成为建构自我身份属性的基础。“文学书写藉始源想象和历史记忆和生存写实参与了族群属性创造性重塑的工作，其意义对身处边缘的族群就不仅仅在于艺术的某种独创性了。”[50]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建构的起点就是在文学想象中的历史书写中体现出来的。

书写历史是建构的第一步。在具体的文化身份建构中，刘熙让传达了一种自己的建构理念。这种理念可以用中国大陆学者刘小新的一段话作阐释。“在属性持有、认识和发展上从两个向度展开，在历史之维度维护族群自始源而来的文化情感，而在现实之维度上使始源情感更具弹性而不僵化，承认属性受现实、经济、文化情景的制约，进而确立以始源为起点的创造性重塑的属性建构观念。”[51]在书写历史、追溯始源的过程中，作者赞扬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其倾注了极深的文化情感。塑造王振彪这个正面高大的英雄形象就是作者立场的体现。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如果仅仅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势必会影响自己的发展。对于海外移民来说，如果不去敞开胸襟容纳西方文化，也势必会在西方社会无法立足。面对经济文化等现实环境的制约，新移民心态的转变是必然的。正是基于两个向度的建构理念，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观：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主导，同时又吸纳其它优秀文化，以其它优秀文化为辅补。

四、独具特色的展示策略

刘熙让是一位在写作上刻苦用功的澳洲新移民作家。他曾进入“迪肯大学”的“职业写作”研究生班学习并顺利毕业。他是一位注重创作技巧的作家。为了更好地展示新的文化身份观，他采用了多样的策略：首先是对小说叙述方法的巧妙处理，使小说文本能更好地为作品传达的主题服务；其次是借助对异族爱恋的肯定，传达对中西文化和平相处的渴望；最后，对人性进行的探索和思考，说明异质文化沟通的可能性。

“处于世纪末的刘熙让，不可能不受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比较起第一本长篇小说，刘熙让在《蹦极澳洲》的写作方法上，更多地采用了现代主义的写法。他打破时空界限，尝试把‘共生’与‘多元决定’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新特征，运用在作品中，表现中国新移民在‘两种文化夹缝中’求存的‘双重人’及‘边缘人’的性格特征。”[52]在《蹦极澳洲》中，观光者不断在大陆和澳洲间穿梭。他们不仅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濡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西方文化。“共生”和“多元决定”的表现方法很好地展示了新移民在寻找文化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困惑。同样，在《澳洲黄金梦》中，作者“将思想建构于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构思之中。”（《澳》：序言第2页）“试图用多层次的立体空间结构来打破时间的限制，让这五代人物如天马行空，在时空上独往独来，以更好地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澳》：序言第3页）这种多层次的立体空间结构，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文本结构方式。擅长并致力于全景式的宏大场景的描绘，可以让读者最大限度地在阅读中，了解到主人公完整而曲折的人生故事及故事所置身于的社会生活场景。由于在新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占了重要位置，运用中国传统的文本结构方式，不仅可以再现出中国传统文学的全能视角，而且也隐隐传达出作者所持有的一种中国文化“大写人”的人文理想。新移民大都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毕竟他们出生并成长于中国大陆。刘熙让的写作以及他对新移民文化身份的思考，也同样离不开这种影响。他的写作，显然深受小时候所读的《三国演义》及《水浒》等古典白话小说的影响。在其三部长篇小说中，小说章节的名字都采用了排列齐整的七言句。尤其在《澳洲黄金梦》中，从小说的构思到结构，都渗透了深刻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印痕。正是由于对小说结构的巧妙处理，多元文化身份观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性被诠释了出来。

对异族爱恋的书写是华文文学经常要表现的主题。在刘熙让的前两部小说中，也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内容。《云断澳洲路》中林春红与老外的婚姻以及孟龙与詹妮弗的拍拖，都不是出于真正的爱情。他们是为了身份，为了绿卡。《蹦极澳洲》中吴明在国内寻找伴侣失败的打击下，把目光投向了异族女性。但由于吴明骨子里的传统文化观念是与西方文化冲突的，他最终还是结束了异族爱恋的尝试。随着新移民在异域逐渐安家立业，他们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深入探寻，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在《澳洲黄金梦》中，无论是王振彪与莉萨还是王凯文与朱莉娅，他们都是因爱走到一起并拥有了幸福的婚姻。作者通过这些完满的异域婚姻，传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在爱情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可以共处的。可以说，异域婚恋在这里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它的肯定与颂扬，表达了作者对文化间的多元共生、互动交流的渴望。当然，作者的这种渴望并不是无中生有，异域间的成功婚恋也并不只是空想。异域婚恋的成功有其内在的成因，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当王振彪与莉萨结婚时，他的拜把兄弟们对莉萨进行了中国传统妇德的灌输，而王振彪却宽厚地说：“行了，几位贤弟，你等就别难为莉萨了。我们华人也要尊重西方文化。”（《澳》：第147页）面对存在有巨大差异的中西文化，王振彪没有绝对的否定西方文化。他选择了宽容与尊重。而这种宽容与尊重正是他能与莉萨和谐相处的最重要的原因。莉萨的父亲罗杰斯完全否定中国文化。而莉萨对中国文化却怀着真诚的尊重与热爱，这也是她违抗父命嫁给华人的内在动力。对彼此文化的宽容与尊重，是王振彪与莉萨成功婚姻的关键，同样，这也是移民在异域能成功立足的关键。是中西文化能和谐相处的很重要的因素。王振彪不仅能宽容尊重西方文化，他还主动让后代学习西方文化。当他的儿子本信念完私塾后，王振彪就立即把他的辫子剪掉，送到了当地的澳洲英语学校求学。在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下，王本信的姥姥见到他时很惊奇：“她现在才看出来，外孙既有撒克逊民族的阳刚之气，又有东方人的温文尔雅；柔中带刚，刚中有柔；东西方的优点兼收并蓄，集于一身，恰到好处。外孙的脸像个万花筒，正着看像中国人，侧着看又像英格兰人；眉清目秀而又高鼻陷眼。她想不到中西合璧竟然能嫁接出如此神奇的硕果。”（《澳》：第257页）由此可知，异质文化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只要能宽容尊重，能彼此学习接受。在小说中，也讲述了异域爱恋的悲剧故事。罗伯特和雷秀荣真心相爱。但由于雷秀荣的父母只允许她嫁给中国人，她不得不放弃心爱的异族白马王子，最终在同族间的婚姻中痛苦生活。通过这场爱恋悲剧，可以看出阻止中西文化相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骨子里的民族偏见与自身民族文化优越感，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化沙文主义的批判和对文化间和平共处的渴望。在这里，刘熙让借助对异国爱恋故事的表现诠释了其多元开放的文化身份观。他一方面相信文化间是可以和平共处、交流互动的，一方面也借悲剧故事阐明了文化间平等相处的重要性及自己对其的深切期盼。

除了以上的展示策略外，对人性的探索与思考也是重要的展示策略。不同种族、民族、文化的人尽管有着种种的差异和隔阂，但基于人性的相通，他们之间也是可以和平共处、平等交流的。“这也不奇怪。人与人之间互相瞧不起，这是人类的共性。他们之间还互相看不起呢，更别说对外来移民了。”（《澳》：第594页）王文乾就对人性看得很透。他认为正是由于人性的互通，澳洲移民不应该总沉浸在被歧视的阴影中，而应该认识到人与人的相轻是常情。澳洲移民可以转换态度，保住“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传家宝，主动学习澳洲人的长处，彼此不断增进理解消除误解。王文乾率先以身作则，他主动与公司里的澳洲同事打交道。虽然澳洲同事们对他爱搭不理的，但由于他的以诚待人，慢慢地有什么业务疑难问题也乐于找他请教。王文乾从人性相通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付诸行动，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而真正促使他成功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性的真、善、美。作为一个会计师，王文乾恪守职业原则。他没有像上司莎蓉那样违背良心去获取私利。他勤劳、公正，最终赢得了公司经理的肯定。而他举报莎蓉的正义之举更折射出了他身上人性的真、善、美。正是由于人们对真、善、美的一致认可，他赢得了西方上司的尊重与赞赏。同样，王凯文选择为澳洲国家的安全而奔赴战场，也是由于他知道尽管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但人们内心对和平的渴望却是一样的。他在绝笔信中这样写道：“要是没有战争存在，这世界该有多么美好！可是，法西斯一天不打跨，渴望和平的人们就一天不得安宁。我之所以选择了弃笔从戎这条路，就是想让更多的善良的人们过上安宁的日子。”（《澳》：第388页）为了共同的渴望，种族间的隔阂也可以得到消弭，“我与战友们在火与血的战斗洗礼中建立了生死不渝的友爱。在我参军之前，种族歧视无所不在。可是在军队里，战友们生死与共，亲如手足，互相信赖，四海一家，尽显真情”。（《澳》：第388页）人性是复杂的，但人性都有弱点，都有对真善美的肯定和对和平的渴望。可以说，这些都存在于东方人、西方人的心里，人性是可以沟通的。而作为“人学”的文学也同样可以沟通。通过对相异文化间人性沟通的证明，作者表现了他对异质文化沟通可能性的肯定以及对不同文化多元共生、平等共处的美好期许。

结  语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经过众多专家学者们的努力，已经有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文学界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海外华文文学是泛指在中国本土以外用汉语进行创作的文学类型。如果按照地理位置细分的话，它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美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拉美华文文学以及非洲华文文学等等。在以往划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三大主要板块——东南亚华文文学、美洲华文文学和欧洲华文文学中[53]，澳洲华文文学是缺席的，这应该和澳洲的地广人稀、华侨较少有关。但从近年的发展速度，从华文作家的人数以及华文文学波及的范围来看，澳洲华文文学已远远超过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如果说，澳洲华文文学曾经是一片沙漠，那么近几年来由于有大量来自港台、东南亚尤其是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加入，以及各种相继诞生的中文报刊杂志所提供的相对广阔的空间，这片沙漠已经开始摇响一串串希望驼铃。特别是随着20世纪最后时期中国大陆掀起的第二次移澳浪潮的发生，澳洲华文文坛不再是无人驻足的灰色地带，已经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观。一些国内学者敏锐地感受到了它的独特吸引力，纷纷加入进去。他们正在努力为华文界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源。本论文的写作也算是响应了这种趋势，希望能为正在发展的澳洲华文文学研究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作为澳洲华文文坛较具实力的作家之一，刘熙让在创作中展示了他对文化身份建构的独特思考。由于对文化身份的重新认识与建构是海外华文文学永恒的表现主题，刘熙让长篇小说展示的文化身份建构就不仅仅具有个性而且还具有共性。其中的个性主要是它所体现的独特的澳洲特色，而共性主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身份建构的一些共同点。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系统地阐释刘熙让长篇小说：首先，初到异域后新移民陷入了身份焦虑，这种焦虑主要表现为居民身份焦虑。为了获得居民身份从而更好的生存，新移民不得不去面对残酷的打工生涯，不得不扭曲自身的爱情观走入畸形婚恋。新移民为了获得法律意义上的身份遭遇了种种痛苦，传统文化身份架构的支解以及新文化身份的缺失却使新移民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身份焦虑。其次，随着居民身份问题的解决以及在澳洲居住时间的增长，新移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选择主动融入西方社会和文化，但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种融入努力。虽然新移民认识到坚守传统优良文化的重要性，不过西方文化已经在无形中渗透并影响了新移民的思想观念。新移民的身份探寻之路复杂又充满困惑。最后，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积极地进行文化身份建构已成为大势所趋。新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其独特的文化体验，他们所做出的文化身份建构方式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在历史的溯源想象中，作者找到了建构文化身份的起点，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向度阐释了新的文化身份观。通过这三个部分的论述，澳洲新移民对文化身份的探寻和建构有了清晰的脉络。在文化身份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今天，对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的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澳洲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寻找建构之路或许会和其它移民群体有相似处，但澳洲新移民所面临的独特处境迫使他们在寻找建构过程中做出了不一样的努力。或许可以说，正是这种在共性中透出的个性使澳洲新移民的文化身份研究具有了一定的价值。

文化身份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政治经济形势等等因素的变化，文化身份也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澳洲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就是不断变化的。来到澳洲这个新的国家后，原有的文化身份面临支解，新移民陷入了文化身份焦虑，而随着在对澳洲当地生活时间的延长，一种文化身份探寻意识开始萌发，最终新的文化身份也在新的环境下得以建构。文化身份本身是有自己的发展趋势的，澳洲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只是其发展轨迹中的一个点，通过对这个点的研究观察，也许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认识文化身份本身。由于澳洲文坛真正成型也不过十年时间[54]，对澳洲华文文学来说，新移民文学就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世纪澳洲华人也将推出自己的作品，发出自己的声音，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学对新世纪的澳洲华文文学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钱超英教授曾要求在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上做出突破性的创新，要“区别于把所有海外华人看作具有普遍同质的整体的一般化理解，应该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来源地背景和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华人群体做出对象上的细致分类（进一步说，这种分类又不应该抹杀作家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特殊处理和创作特色），以见出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问题和自我——他者的建构策略；……；区别于把海外华人文学中表现的身份追求看作对某种永恒本质的回归运动的注解，应该把其身份问题看作在各种不稳定的边界之间不停变动的、策略性的想象建构过程。”[55]这正是本篇研究方法的立足点。首先本文把研究的立足点定在了澳洲新移民文学，其次通过对刘熙让这位澳洲新移民作家作品的分析，彰显了作者对文化身份的独特思考，而在这种思考中又折射了澳洲新移民群体建构身份的一些共同点。最后，详细阐释了符合时代发展形势的作者的想象式文化身份建构。基于钱超英教授所提出的新的研究方法，海外华文文学应该扩充些以往关注较少的研究对象。澳洲华文研究者比较少，但澳洲华文文学是年轻而有活力的，它扩充了华文文学的队伍，带来了全新的学术资源，因而值得我们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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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刘熙让的著作大多已售罄。《澳洲黄金梦》尚有少许存货，6折，$19.99。欲购买者可致电：0411097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