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华文学：现状及未来走势”研讨会文章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两个基本问题
——何与怀博士与陈贤茂教授论战
钟 鹤
世界华文文学的生态现状及其前景如何？澳大利亚雪梨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主编何与怀博士与前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刊《华文文学》杂志主编陈贤茂教授的论战正是涉及这些重大的问题。 2006年7月，何与怀博士参加在中国吉林市吉林大学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评《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该文收印在研讨会论文集中。此文是从何与怀一篇2000年的文章的两个小节扩充写成的（即〈关于华文文学的几个问题〉，《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后被北京《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转载）。〈评〉文曾发表于香港《当代文学》杂志2004年总第12期，也收在何与怀的《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一书中，前几年何与怀亦把它传给汕头《华文文学》杂志，但有关编辑考虑到文章评论对象是刊物的原资深领导觉得不好办。去年，吉林大学研讨会之后，《华文文学》的编辑终于把它刊出，登在2006年第5期首次恢复的“争鸣篇”栏目上。 陈贤茂教授的两个基本观点见诸于他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在他亲自撰写的全书导论中提出。其一可称之为“回归轮”。在这部1999年8月出版的四卷本两百万字的巨著中，陈贤茂这样描述当前华文文学世界的状况：“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海外华文文学却正在悄悄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49）还说：“这种潮流还刚刚在兴起，但很快会变成一股热潮。”（同上） 陈贤茂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关于华文文学多元文学中心问题。他认为：对华文文学世界中是否可以存在多个文学中心的问题，回答可以是肯定的；而对目前是否已经形成多个文学中心，答案则是否定的。例如，在他看来，新加坡在华文文学发展“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要成为华文文学中心，谈何容易；马来西亚将来极有可能，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文学中心的条件。至于美国和欧洲华文作家，据陈贤茂考察，他们虽然多已加入了外国国籍，却仍然自认是中国人，以其作品能进入中国文学为荣。这些作家主观上既没有另立中心的意图，客观上也不存在形成中心的条件。他们为中国人而写，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与中国文学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21-22）。 何与怀以为陈贤茂这两个观点失之偏颇，因而写出并发表〈评〉文。在2007年第1期的《华文文学》上，刚刚重新走马上任该刊主编的陈贤茂发表了〈也谈《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回应何与怀的商榷。 关于“文学中心”问题，陈贤茂现在把他的观点更改为：“世界上凡是有华文文学存在的国家，都是华文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无所谓中心或边缘。就连中国，也只是这个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并不是什么中心。”（《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页64）这种改变，对陈贤茂来说，应该被视作一个进步。不过，这个“进步”也暴露出陈的心目中，原来“中心”就不是“平等的一员”。所以他又说：“谁都想成为中心，但如果全部都是中心，也就无所谓中心了。”（同上）显然，这是他的担心所在！对此，何与怀似乎有“先见之明”。在〈评〉文中已经指出，文革时各派“以我为中心”；对此，毛泽东说，多中心等于无中心，这显然是要维护他的权威。但是，文学中心不是政治中心，不是权力中心，假如不把“中心”这个词看得过于严重，应该承认，在华文文学世界中已经形成多元文学中心（《华文文学》2006年第5期，页99）。至于陈贤茂现在宣称“无所谓中心或边缘”，从一个极端变成另一个极端，则是同一种心态的一种极端折射。从系统论及其层次观念来说，“中心”和“边缘”是客观存在，是完全正常的，并不以人的主观肯定或否定所决定的。而且“中心”和“边缘”不过相对而言，换言之，某个“中心”相对另一个“中心”大可能是“边缘”，也不必讳言的。质量、能量、时间、空间、系统、层次、结构是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系统与系统之间，大系统和它的小系统之间，事物是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而且此一时彼一时。 何与怀指出，文学中心不是有“意图”就可以“另立”的——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外定的；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意图”它也可能不经意就出现了——它是文学业绩自然推动的结果。当然，对于世界各地华文作家来说，中心不中心，或者主流支流之分别，不必成为关注的问题。亚弦说得好：海外华文文学无需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徘徊，无需堕入中心与边陲的迷思，谁写得好谁就是中心，搞得好，支流可以成为巨流，搞不好，主流也会变成细流，甚至不流。何与怀还指出，中国大陆作为华文文学的发源地，有数千年历史，诞生许多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它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影响深广，自然是最大的中心。不管出现多少个中心，中国大陆这个中心也是绝对不可能被替代的。或许还可以这样指出，在中国大陆这个大中心内也会出现多个小中心，各自呈现出强烈的、甚具价值的地方色彩……。 何与怀认为，多元文学中心的观点是积极而有意义的。有志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文学在世界发展者都应该抛弃“中国(精英)中心”的过时观念，都应该支持并推动华文文学世界多元文学中心的出现和发展，对“多岸文化”竞逐领导地位的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景象，都应该感到由衷的高兴。由边缘走向另一个中心，正是世界华文文学兴旺发达的标志。 关于陈贤茂的“回归”论，他在〈也谈〉这篇长文中，用了长达七千多字的多半的篇幅“回应”何与怀对此的质疑，但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触及到他自已在《海外华文文学史》导论中甚为得意地提出、而为何与怀不表赞同的对当前华文文学世界的状况的这个描述——“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海外华文文学却正在悄悄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而且，“这种潮流还刚刚在兴起，但很快会变成一股热潮。” 何与怀说，看得出陈贤茂仍然坚持他的这个“回归”论，但他难以正面地具体地清晰地给以论证，只好回避了。本来，说什么海外华文文学现在正在整体性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说什么海外华文文学现在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说什么这个回归已形成一种潮流而且这种潮流还会很快变成一股热潮，都是一厢情愿的天方夜谭！事实上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一股“潮流”或“热潮”。这种以所谓回归传统与否作为著眼点的论述肯定会歪曲整个华文文学世界丰富多彩的面貌，特别是当审视的范围也包括这几年很引起注意的所谓“新海外文学”的时候。 何与怀指出，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白先勇有一句话其实已讲得很清楚。在处理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与西方美学西方文学的关系时，应该是“将传统溶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周策纵教授生前提出过“双重传统”的观念。所谓双重传统是指“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他认为，各地华文文学一定是溶合这两个传统而发展，即使在个别实例上可能有不同的偏重，但不能有偏废。如锺玲指出，一个好的作家作品中会吸收、融铸多元的文化传统，因为在现实中没有一种文化是完全单一的，因为任何人所处的社会不时都在进行多元文化的整合，有的是受外来的文化冲击，有的是社会中本土文化之各支脉产生相互影响而有消长。作家的作品必定反映这些多元文化之变化。另一方面，有思想的作家必然会对他当时社会的各文化传统作选择、作整合、作融合。何与怀说，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事实上，所有的传统，都是当代的传统；所有的传统，都不是单纯的传统。传统本身是一条和时间一起推进、不断壮大的河流。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也在更新，包括传统本身的内涵和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利用。 何与怀说，总之，在传统这个问题上，使用“回归”这种字眼要非常小心，特别当论述对象不是个别时期个别作家个别作品的时候。应该说，无论从创作实际或是理论取向来看，整个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都不是单向回归而是多元升华，这里面甚至还会出现一个从母文化过渡到异质文化的过程——东西方两类文化在不断碰撞、交融和互补中产生变异，显示出“第三类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何与怀的〈评〉文简单论及《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某些人，一方面对全球化、特别是对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文化全球化以及其它种种全球化忧心忡忡（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全球化绝对不是“单一化”，绝对不能误会为“单一化”）；另一方面，又幻想中华儒家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独此一家的“救世良方”，具有“普遍意义”。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多少说明为什么陈贤茂热衷于上述的“回归”论﹐对他心目中的所谓“传统”具有强烈的执着感。这种论调的理论基础可能就是当今流行一时的以“中国文化优越论”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化保守主义。 何与怀还指出，陈贤茂在主编世界华文文学史这样严肃的科学工作中很不幸地带着强烈的先入为主的个人偏见。一个证明是，他论述世界华文文学现状的时候，用了一个带有贬意的时间状语——“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他对国内某些作家和学者“在西方文化中淘金”持否定态度（其实在西方文化中淘金有何不好﹖），而这一心态推动他极力“发现”一股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而且还是“热潮”在全世界华文文学中出现﹐以嘲笑国内那股“热衷”的“歪风”。与此相应，他当然无视并否定华文文学多元文学中心的存在和发展。何与怀在“评”文结尾引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饶竼子教授一句话：“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新世纪。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学科要发展，都必须是开放的、多元的。”他赞同地表示，进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当然更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这是他撰写“评”文的一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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